葛韦格在采访中袒露了她少女时期的秘密,她到13岁时仍独自玩洋娃娃,而这种行为遭到家长和同学的唾弃。在《芭比》的创作中,她坚定地实践着那个她私藏多年的秘密想法:上了年纪的姑娘怎么就不能玩洋娃娃了?并不一定要小女孩摆脱洋娃娃的幻梦,而可以颠倒过来,大姑娘在洋娃娃的过家家里,表达自己的感受。在电影出字幕之前,葛韦格戏仿了《太空漫游2001》的经典开场,小女孩们得到芭比,就像类人猿学会使用工具,拉开文明的序幕。这种女性文化的“构建”很快被证明是封闭的谎言,虚妄的游戏被糟糕的现实解构,但是现实照进游戏也无妨,吸纳了现实的失望、创伤和狼藉,还能重建一座新的女孩乐园——解构的尽头是全新的虚构。所以还是要回到具体的到底是谁以什么样的理念去拍,才能够看拍摄者和摄像机前的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到底是怎样的。最近一些年很多关于乡村影像的研究和表达中会提到主谓视角,我觉得其实未必就一定存在所谓的主谓视角,而且这个视角很多时候可能是非常复合的东西,因为它不断地在看外界的主流影像,也在看别人怎么拍,也有人去培训他们,项目实施者还会要求他们去做一些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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